轮椅刚推到光华街道司法所门外，前面的几个台阶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正不知如何是好，一个女孩向我这里走来。

　　她看起来年纪还不到二十岁，身穿一件黄色长呢子外套，扎着一束马尾，肚子明显隆起。见到我的轮椅，她紧赶几步朝我这里跑来，她伸出双手比划着要帮我，我连连摆手拒绝。不难看出，女孩是个孕妇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司法所出来几个男人，帮我将轮椅抬上台阶，女孩在一旁扶着我的胳膊。我和她说话，她却没有任何反应，我以为她没听清。上了台阶后，我转动轮椅去往所长办公室。女孩一直在我后面，尽管我一再表示不用，她依然帮我推着轮椅。

　　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副所长对她伸出了大拇指。她告诉我，这位孕妇叫做任五，是个聋哑女孩，因参与团伙偷盗被抓。在看守所里，她被查出有孕在身，眼下已四五个月了，孩子父亲是盗窃团伙的头目。所长正要找我咨询替任五办理残疾人证的事。

　　任五是在一个偷盗现场被抓获的，那时她正跟着几个团伙成员，在一家大型超市偷盗金银饰品柜。她与一个男成员装扮成情侣，在柜台前佯装购买结婚饰品，其他成员伺机下手。一个新来的成员得手后，迅速逃离，但他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引起保安警觉。之后现场的偷盗成员被全部抓获，任五也被戴上了手铐……

　　2008年10月初，在看守所的一次例行体检中，任五被查出妊娠两个多月，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怀有身孕。 任五比划着、在纸上写，希望警察帮她找到孩子的父亲。但头目早逃了，已有孕身的她只得进入社区矫正“两怀妇女”程序。

　　所谓“两怀妇女”，按照社区矫正的司法解释，就是在被拘捕与审理过程中，正处于妊娠或哺乳的女性犯罪嫌疑人。“两怀妇女”们在妊娠、哺乳时，即可“监外执行”，在其家门口接受社区矫正与监管。一旦哺乳期结束，即被重新收审，再次启动相关法律程序，进行审判、收监，服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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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成为社区矫正志愿者之前，对于“两怀妇女”这个群体，我一无所知。大概了解情况后，我还曾将“两怀妇女”误写为“两坏妇女”。社区司法所的干部严肃指出，“这些犯罪的女人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应客观看待。”

　　身处妊娠期和哺乳期的“两怀妇女”，大多没有工作与收入，司法所一边给予她们精神和心理疗愈，一边在物质上给予贴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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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任五没办理过残疾人证，因为没有证件，申请临时补助困难重重。她从小在农村姥姥家长大，暂住在司法所辖区街道的奶奶家。我讲解了的一些流程，所长很认真地将这些事项，写在本子上，表示会尽快去办，不能耽误年前给任五的物资发放。

　　刚被捕时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出于对任五的同情，多方查找到奶奶的居住地，但任五奶奶并不喜欢她。任五是聋哑人，更何况此时还怀上了逃犯的孩子。任五奶奶跺着脚骂，甚至不允许她踏进家门。那时不被允许进家门的任五，借住在司法所闲置的办公室里，每天抹眼泪。直到2009年年初，奶奶被工作人员说服，勉强同意孙女回来住，并声明只能借住，不管吃喝，也不能花自己一分钱。

　　聋哑女孩挺着肚子，又推着我的轮椅，走向活动室，此时已有十几个社区矫正人员在等待开会。任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，在这群男人里格外醒目，坐在椅子上的她默默低着头。偶尔，她会抬起头来看看我，又赶忙低下头，同为残疾人，我们同病相怜。我此行的目的是做帮教讲座，题目是“尽快缩短回家的路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无论是在监狱，还是在社区，我坐着轮椅给面前的服刑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现身说法，是自有优势的。身体的残疾、轮椅转动的艰辛，让我更容易被他们接纳。

　　任五在那次活动后，主动要求加我QQ。后来，我在卷宗里了解到，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，从小因药物中毒导致聋哑。在聋校就读期间，她跟着社会上一群比她大的女孩子混入了不良团伙，被偷盗头目看上，成了他的情人。头目带着她出入各种偷盗现场，还教她各种盗窃技巧。任五因为聋哑从小备受歧视，头目的关心让她受宠若惊。

　　一天，任五在QQ里给我留言：“我的残疾人证办下来了，谢谢老师！” 和任五之间有了QQ后，我们沟通起来直接多了。任五尽管聋哑，却很聪明，悟性高、反应快。每次参加完司法所的帮教活动，她都会写一篇“心得体会”，尽管满篇错别字，甚至常常词不达意，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她的诚恳。

　　渐渐她开始回忆记录自己在偷盗团伙的事情，并表示愿意检举头目和成员的犯罪行径，同时要求流产，不再做“两怀妇女”。

　　“我还需要一个残疾人来教育我吗？ ”2013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一个尖利的声音突然从帮教会场中传来。随即，一个身着绿色衬衣，前襟上有明显乳斑的女人站起来，她用一根手指指着我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

　　我一阵发懵，感觉到眼泪涌上来。司法所工作人员急忙上前制止。我在轮椅上调整坐姿，深呼吸后继续发言：“这位女士说的话很真实，把对残疾人的歧视，全都讲出来了……”

　　不等话说完，台下有人紧接着说，“其实我挺佩服你的，别听她瞎咧咧”。之后双方开始争论，所长闻声进来，一拍桌子，现场才安静下来。

　　绿衣女人叫简晓芬，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，正在“两怀妇女”的哺乳期。她原是单位的财务总监，因挪用公款，被单位同事检举。在羁押期间，大腹便便的她，即将临盆。

　　进入社区矫正后的一个月，简晓芬生下了双胞胎女儿。结婚已五六年的她，一直没能怀上孩子。双胞胎女儿出生，她本该是高兴的。而她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在她看来，两个孩子是自己的克星，带来的是霉运。她讨厌两个孩子，甚至对她们充满敌意。整个哺乳期，简晓芬的情绪都很低落抑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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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电话里，简晓芬不停地请求我原谅她，说她不是故意发坏，仅仅是情绪失控。事后她找到所长，递交了一份纸质检讨书。

　　简晓芬的“两怀妇女”期限，仅在孩子的哺乳期，哺乳期一结束，她就会被收监。2013年7月，她已经用完六个月，距离孩子一周岁“摘奶”，只剩下半年。

　　自她出事以来，丈夫就闹着和她离婚，两个孩子也不想管。丈夫重男轻女，孩子们一出生，他在病房里看见都是女孩，扭头就走了。双胞胎女儿中的老二身体虚弱，常常需要打针吃药。哺乳女儿之外，简晓芬还要照顾二女儿的治疗。

　　“……丈夫面对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我，一遍遍要求离婚，我奉劝他，我还在哺乳期，离婚的事想也别想。我不可能让他抛弃我们娘仨，即使拖到我进监狱的那天。两个女儿的确是我的灾星，她俩的出生，让我陷入深渊……我恨她们！”

　　“……因为我的情绪不好，加上对两个孩子的不善，分泌的奶水很少，她们常常饿得哇哇大哭。有时，我听着她俩的哭声，很解恨。我是一个恶毒的母亲，我不配拥有母亲的名分，孩子们遇见我也是不幸。我曾经烧炭准备与女儿们同归于尽，却在闭封的房间里，被大女儿的哭声惊醒……”

　　“活过来后，我感到悔悟，我对不起孩子们，决定对她们好一些。即便她们吸乳时，我的痛得像被刀片切割，我也不再动她们一个手指头。我再没有伸出手掌打在她们身上，听着啪啪的响声幸灾乐祸。我尝试拥抱她们，多病的二女儿敏感细腻，她用一双小手紧紧抓住我的长发，双眼久久盯着我，不肯移开目光……她还不会言语，但眼睛会说话。”

　　“我通过司法所一位老师给的偏方，食疗加药疗后，增多了奶水。俩女儿分别捧着我的左乳和右乳静静吸吮，她们的小脸红扑扑的，想着我去监狱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悲从中来。我进监狱的那一天，她们该怎么办？我给不了她们完整的家……”

　　2013年11月的某天，简晓芬邀请我去她家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到“两怀妇女”的家中。

　　我们乘坐电梯上楼，在她家我看到双胞胎姐妹安静地坐在摇车里。家里地板和床上堆放着五颜六色的毛线，织好的一件件毛衣毛裤，整齐叠放在沙发上。简晓芬说，这都是她给女儿们日后准备的，等她进监狱后够女儿们过几个冬天。两个女儿见到妈妈进来，向妈妈伸出小手……

　　简晓芬大女儿已经会咿咿呀呀喊“妈妈”了，听到女儿的呼唤，她双眼含泪，不舍地给予女儿亲吻与拥抱。

　　在我们残疾人帮教队伍中，有一个年过六十的老队员，她是肢体二级残疾人，常年依靠拐杖行走。在近几年参与的社区矫正中，既帮教他人，又在不停地为自己维权。她曾经被非法集资的诈骗者所害，而这位诈骗者，也曾是“两怀妇女”。

　　诈骗者名叫尚蓝臻，2008年伙同其男友和姑母，在社会上非法集资。尚蓝臻以自家企业扩建为由，谎称高息集资，一次偶然机会，认识了残疾人老大姐。听说她的女儿在电视台做主持人，他们费尽心思讨好老大姐，尚蓝臻甚至一度表示要做她的干女儿。

　　老大姐女儿常年在外，原本孤单的她，慢慢接受了“干女儿”的照顾。尚蓝臻一遍遍将自家“企业”的图片和视频，展示给“干妈”看，逐渐赢得了她的信任。老大姐将自己的储蓄不断掏出，还开始在亲朋好友间介绍尚蓝臻。

　　短短三四年间，尚蓝臻从老大姐及其亲朋好友那里，非法集资上千万。正在她认为一切天衣无缝之时，他们的非法集资团伙被举报。

　　尚蓝臻被抓后，很快成了“两怀妇女”。她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取保候审，转入社区矫正，在此期间让自己怀孕了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，仍在哺乳期的尚蓝臻，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

　　于是，她又进入了第二轮“两怀妇女”程序，直到她第二个哺乳期结束。老大姐在得知其依然逍遥法外后，非常气愤，觉得她的“两怀妇女”待遇，是来路不明、钻法律空子的，罪大恶极的她不应该有这个待遇。

　　第二次哺乳期结束后，尚蓝臻被即刻收监，现已在女子监狱服刑，被判12年。两个孩子已交由她的母亲抚养，不过曾被她当做工具的孩子，在分开之际，她又是那么不舍和心疼。

　　任五因悔罪表现良好，2010年1月，身体已经恢复的任五接受重审，被判刑两年、缓期两年执行。后来任五作为社会在刑人员，不断被减刑，直至解除羁押。如今，她已经结婚、生子，今年三十多岁的她，女儿也八岁了，因任五不是先天聋哑，女儿很健康。

　　简晓芬的两个双胞胎女儿今年已经十岁了，疫情期间，监狱关闭，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的她们，会给妈妈写信，她们的妈妈将于2024年出狱，两个小姑娘每天都在掐指倒计时妈妈出狱的那天……

　　在女子监狱服刑的尚蓝臻，对自己利用“两怀妇女”政策生下的两个孩子，充满愧疚。老大姐知道钱要不回来了，依然选择成为女子监狱的帮教志愿者，甚至不计前嫌，资助尚蓝臻的孩子。